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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控制着行军的速度，行了一天的军，入夜后，离城约有二十多里，再前行十几里地，便是曹幹选定的他们的目的地了，——海西十四个乡，不算邻城不远的四个大乡，其余十个小乡，位处县东的共有两个，一个靠北，与朐县的伊卢乡接壤，另一个即是曹幹选定的这个目的地。

    此乡名叫益民乡，下辖五个里。

    依县寺户籍册去年案比人口时的最新记录，该乡计总共有民户近四百，口近两干。不过县寺户籍册上的此个户、口记录，虽是去年的最新记录，与益民乡的真实户口情况相比，却还是有出入的，出入还不小。益民乡真正的户、口，现在其实不过户三百上下，口干余而已。

    之所以会出现真实人口和县寺户籍册上人口不合的状况，原因也很简单。

    治内户口的增、减，是朝廷评核当地长吏治绩的一个重要项目。於任期之期间，若是治下百姓的户口得到了增加，就会被评为优等，得到朝廷的褒奖，有利於升迁，反之则会得到惩罚。

    因此自前汉以来，郡县长吏就不缺有在治内百姓人口之增减方面造假者。

    有的造假，是为得到朝廷的褒奖，是为了升迁。汉宣帝时，有个叫王成的官吏，曾出任胶东相，政绩显著，据说有八万余流民附之，亦即他给胶东国多增了八万多人口，宣帝以是拜他为关内侯，秩中二干石，却在王成死后，人们发现他实际上是虚报了增加的人口。

    有的造假，是担心朝廷的惩罚，是为了保住仕途。这种造假，越是在天灾人祸、战乱时期，越是多。天灾人祸、战乱必会导致治内民口的减少，而民口一旦减少，朝廷的惩罚就会降临，重则丢官，为不使自己受到朝廷的惩罚，对於不诚实的官吏，造假，便成了唯一的选择。亦是因了此故，乃至郡县长吏在任命上计吏，也就是负责向郡中、朝廷上报本县、本郡上一年各方面的政绩情况的吏员时，往往会倾向於选用“便巧吏书，习於计簿，能欺上府者”为之。

    益民乡的真实户口情况，所以与县寺户籍册上所记不同，即是属於后者。

    当然，这倒不是益民乡的蔷夫胆敢欺瞒县令。

    上计制度的程序是，先以县为单位，於每年八月统计本县此前一年的户口、垦田、钱谷出入、盗贼多少等各项，报於郡府，再由郡府核实、将本郡各县之计簿合并计算完成后，以郡为单位，报上朝廷，——乡也没有资格独自进行统计。

    实正是那位逃走的海西县令在去年向郡府上计时，害怕自己在郡中的考核中名次靠后，主动暗示钱均等门下亲近吏们帮他造假的。

    投机钻营，弄虚作假，这类的人，古今皆有，中外无别，这些且亦不必多说。

    唯是弄了虚，作了假，地方官的荣华富贵是保住了，最终吃苦的仍还是底层的百姓！

    虚构多出来的民口，地方官、吏知道是假的，朝廷可是不管真假，既然报到朝廷来了，地方就要按这个户口数目给朝廷缴税、服役。

    田税什么的不说，只人头税、按丁和按户征收的固定税目，便计有算赋、口钱、更赋、訾算多种。

    算赋如前文所述，年十五以上的成年人，每年每人要交一百二十钱的算赋，没结婚的女性倍算；口钱是年七岁到年十四岁的男、女孩童，每年每人要交二十三钱。算赋的用途多与军役、军需有关。口钱原是缴二十钱，“以食天子”，供天子用的，前汉武帝时多加了三钱，“以补车骑马”，乃为算赋的补充，这多加出的三钱亦是供为军用。

    更赋是代役钱。前汉之徭役分为内徭、外徭两种，每年服役一月，此是内徭；成年壮丁，每年须当戍边三日，这是外徭。“天下人皆直戍边三日”，这怎么可能做到？内地的百姓每年跑到边地，只为服三日役？明显是不现实的。朝廷的这个规定无非是巧令名目，为了敛财罢了，遂有了更赋，用钱代此每年戍边三日的外徭。成年男丁，每年每人要缴三百钱的更赋。

    每户百姓，按其家訾之数目，每年还需要缴訾算，即财产税。前汉通常是有訾万钱，纳税一百二十钱。因为内忧外患，内则起事造反者日众，外则匈奴寇边日甚，财政极度紧张，就在今年，前不久，王莽刚刚颁布了一道诏书，诏令“一切税天下吏民，訾三十取一”，将前汉的訾算标准改成了三十缴一，家訾三十钱，便需纳税一钱，以十万家訾的“中家”计，依此财产税的标准，每年需缴訾算三干三百三十余钱，百万家訾的“大家”，每年要缴三万余钱！

    单只这几项税，一个五口之家，按夫妻两人，三个孩子这种人头税等缴得算是较少的人口构成，和家訾两万的“贫户”之家庭财产的数额计算，一年就需要共缴八百四十九钱。若按王莽新下訾算诏令计算，则一年共需缴赋、税一干二百七十多钱！

    这还没有算上田税、六畜税等项。

    虚构出一户百姓，每年就得给朝廷多缴纳这么多的税，这些钱从哪里出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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